7月，中國公布最新數據，反映宏觀經濟的「三頭馬車」（出口、投資及消費）差強人意﹝圖一﹞。一直以來，官方期望經濟增長轉向消費驅動，通過「內循環」減低出口依賴，惟長期事與願違。原本坐擁全世界最龐大的中產階級，在企業投資萎縮、大幅度裁員下，正面臨大規模「返貧」危機，進一步削弱消費信心。隨着中國進入通縮周期，前景恐怕雪上加霜。

撰文：李潤茵　本刊記者

3年前，芊緒大概沒料到自己會奉行「減法」（物質需求下降）。從前，她過着「闊太」生活，每月花費在服飾、包包上，動輒超過2萬元（人民幣．下同），「基本都不問價錢，有新品會直接寄過來，我喜歡就留下，不喜歡就寄回去」。

俱往矣！現在面對店員熱情問候，她會想：「我不配了！」過萬元「置裝費」已縮減至3000元，護膚品亦由蘭蔻（Lancôme）、雅詩蘭黛（Estée Lauder）及海藍之謎（La Mer）等「貴婦」品牌，變成平價日韓品牌及國貨，甚至買餸都轉戰大眾菜場，不再到精品進口超市。

中年危機

到底發生什麼事？3個月前，她還是上市公司集團副總夫人，丈夫在房地產行業，艱辛打拚逾20年，原以為做到高層已經「上岸」，豈料競爭日趨內捲化下，「40歲以上、年薪過百萬」竟成眾矢之的，在裁員潮中首當其衝。

「中產返貧」為內地目前熱議的經濟問題。簡單而言，就是中產向下流動，甚至內地網民調侃，加速下流通常會附帶「作死三件套」，即房貸過千萬、配偶不上班及二娃上國際。

儘管芊緒沒集齊三件「標配」（她家房貸不多，獨生子沒送國際學校），但自從兒子出生後，她擔任全職媽媽（原為房企高管，從事戰略規劃），5年前才嘗試重返職場，報考生涯規劃師，隨着老公失業，這份副業（興趣）開始變主業。

「我老公剛下來時，你知道我們幹什麼嗎？我陪他參加保險公司培訓！不是說要轉行，只是想給他正能量。人在壯年被裁，擔心、焦慮肯定有，但更多是失落，感到懷才不遇，但也沒辦法，職級比你更高都同樣境遇，我們身邊許多同齡朋友，疫情解封前已經被裁。」

芊緒今年43歲，丈夫則是46歲，坐擁約10套房產，包括住宅及商舖，遍布一二三線城市，並手持七位數現金流，絕對稱得上「中產」，「我們負擔不大，不會因失業就垮，還可以喘口氣！」但維持昔日生活水平呢？他們選擇審慎。

「以目前就業形勢，特別房地產行業，老公很難找到空缺，也不抱太大希望，注意力還是在創業。」人到中年轉跑道，這對夫妻涉獵陌生的自媒體，開展人生第二事業。

相較老本行房地產，收入自然無得比，所以要節省家庭開支，從前每月平均5萬，現在低至2萬，並跟10歲兒子進行「心理建設」，「告訴他家庭發生變故，而人生有起有落很正常，要學會如何面對」。

芊緒並非「中產返貧」獨有例子。「『返貧』實際上是相對概念，不一定是貧困到沒飯吃，而是從社會流動角度，經濟地位肯定是『向下』，包括收入驟減，甚至工作都丟了！我們手上沒數據，但顯然已看到不少例子，相信如果收集數據，從收入流動及職業流動，可以觀察到疫後轉變。」

吳曉剛為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，上海紐約大學御風全球社會科學講席教授，自2001年已經研究中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。他指出，「中產」為西方概念，由美國社會學家C. Wright Mills提出，乃「戰後服務型經濟發展下的產物」，後來泛指「白領」（white collar）。

中國夢碎

在中國，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形成「新中產階級」（以前只有無產階級），短短40年間，國內起碼出現七次「一夜暴富」機會，包括78年高考、80年鄉鎮企業、價格雙軌制倒賣、92年官員下海、「煤老闆」暴發、樓市狂潮，以及網絡紅利。

芊緒夫婦便屬於第一代中產，她父親是空軍出身，後來她在大學讀土木工程，丈夫則是建築設計，她憶述當年畢業，只有三條出路：一、房地產公司；二、設計院；三、設計單位，他們最終揀一。

「第一年收入就達到近萬元，同期同學年收入不足1000元，結果入行比較早，2003/4年國內房地產剛剛起步，我們有先天優勢，掌握第一手訊息，所以賺到『紅利』。」贏在起跑線，上流階梯都變扶手電梯！

2016年，經濟學人智庫曾發表研究報告，預計到2030年，中國的「中等收入人群」將佔人口約四分之三。其實，無論是「中產」或「中等收入」，均沒有公認標準，若然按照浙江大學教授李實說法，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標準，發展中國家民眾每月收入介乎10至100美元已經算是「中等收入」的話，即中國人只要月入3000元人民幣，已經算是「中產」。

即使「中等收入群組」，也分「中高收入」及「中低收入」，差距可以很大。從「擴大消費、拉動經濟」角度出發，大家真正在乎，應該是誰擁有購買力。那麼，參考2015年瑞信報告，以美國的5萬至50萬美元為基準，「中產」則會顯示為擁有2.8萬至28萬美元財產（包括房產、股票及存款等）。

按上述標準，中國「中產」人數達1.08億，規模仍是最龐大，1.08億是什麼概念？與日本（1.25億）及俄羅斯人口（1.43億）相近。

然而，將如斯龐大中產階級「變現」，需要一個大前提──「以前，我們說中國的中產階級，未來是最有希望、最樂觀，因為過去40年，所有人都覺得永遠向上，即使經歷98金融風暴、08金融海嘯，我們都會認為社會具復原力（resilience），現在還是這樣嗎？」

吳曉剛解釋，中產階級向來比較脆弱，真正風暴來臨時，富豪會有能力自保，在社會上僅屬少數，基層則有政府保障，唯獨中產最「束手無策」。

「本質上，中產階級追求穩定。大家談起『中產』，其實是一種夢想，無論是六十年代『美國夢』，還是『中國夢』，也是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大部分人憑藉自己的人力資本、教育謀得一份不錯、體面的收入，從事白領工作，享受較舒適的工作環境。」

他指出，不同於富豪，早就把錢轉到別的地方，用盡各種各樣方法避稅，中產階級本來生活挺好，而且有錢，有點資產投資，有穩定工作，也買房子，用二三十年還清按揭，就準備退休，「就是老百姓過着比較舒適的小日子」。

有說中產是保守力量，也有說是革命力量，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曉剛認為，兩者並不矛盾，皆因「中產階級需要體制來保護利益，違反利益則會反對」。

偽公平、真躺平

他解釋，在開放體制下，中產訴求可通過政治體制反映出來。以日本為例，部分中產即使下流了，政治都能吸納不滿，「不同首相、政府就有各種各樣刺激措施，顯示自己已盡力」。

「對政黨來說，到底是要中產階級選票，還是底層選票（民粹主義）？不同社會不同反應。」中國沒這種機制。

吳曉剛表示：「國內現在連『中產階級』的概念都不能提，只能提『中等收入群體』，但現在顯然不是錢（收入）的問題。」在中國，政策沒指向特定階層，因黨本身是代表全民利益。

「某程度上，這種『公平』把中產拉平而不是提升。以教培行業為例，很多中產願意花錢，他們也有抱怨，但並不是抱怨就把教培給砍了，而是『公平』問題。有錢也沒用，補習也不能，還得跟犯罪一樣，偷偷摸摸的！」

為什麼中產會感到焦慮？「就是因為不安全感，事關在中產眼中，孩子沒能上到好大學、找不到好工作，之後在家啃老的，肯定都是中產孩子。」

「過去40年，經濟快速增長，中產肯定是受益者，現在政策怎樣對準他們、讓他們重拾信心呢？當初共同富裕、精準扶貧，底層都感恩戴德；現在要補消費，哪怕給中產減點稅如何？」

正如「清華大學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言，你得把人留住、把錢留住，還要把人的心留住」，吳曉剛引述。

「總不能老是汽車、住房，以前大家有點錢會買房，畢竟是投資，房價也會漲，但經過恒大、碧桂園爆雷，誰還敢投資房子？證券也不行啊！中植都爆，所以不如先存錢，反正投資不能賺錢﹝圖二﹞。」

吳曉剛認為，擴大內需仍是靠中產階級，問題在於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加上外圍因素（例如與西方貿易關係中斷），對出生率已經構成影響，中產階級付出代價更大，他們今後會作何回應？」

時下中國青年便標榜「四不」，即不戀愛、不結婚、不買樓及不生子，並流行當「全職兒女」，父母有條件「被啃老」，通常都是中產家庭。吳曉剛不無憂慮：「最重要人們對未來要有信心，但現在很多人是悲觀。」

——節錄自9月號《信報財經月刊》